冈村宁次为什么还要发动芷江作战，明知没有胜算？其实，这一切都可能源自日军中的惯性思维。 在豫湘桂战役尚未结束时，岛贯武治已经遭遇了来自老上司畑俊六的严厉批评。岛贯武治当时是日军第十一军的参谋主任，但他与司令官横山勇一起，屡次与畑俊六发生冲突。按规定，岛贯武治每次做好作战计划后，只需上交给畑俊六即可，但他却偏要交给日本参谋总部一份，这让畑俊六感到被挑战。
事实上，衡阳之战后，日军的后勤补给已经捉襟见肘，仅能维持前线三分之一的需求。然而，横山勇和岛贯武治不顾补给困难，仍然决定继续向南推进。这时，日本中国派遣军的参谋主任天野正一前往前线，想劝说他们停下，但却被岛贯武治拒绝。 日军的指挥体系有着特殊的文化，看似严格的上下级关系，实际上却存在下克上的情况。岛贯武治和横山勇在这样的环境下，常常不听命令，反而根据自己的判断行动。这也导致了日军指挥体系的混乱与内耗。 日本面临的困境是：一方面，数百万大军深陷中国战场，无法撤退；另一方面，太平洋战事的失利，使得盟军从中国东南沿海发起两栖作战的可能性大增。作为中国派遣军司令官的畑俊六，理应将目光转向南京，而不是继续盯着武汉。因此，他决定在华南成立一个新的方面军，指挥豫湘桂战役。 如果横山勇不那么倔强，岛贯武治不这么固执，这个新的方面军司令官应该是横山勇。因为第十一军的参谋长中山贞武早已向畑俊六表示，最好的办法是直接将第十一军升格为方面军，指挥作战。 然而，畑俊六并不希望这样，因为他认为，横山勇不仅要有指挥作战的能力，还需要有驾驭第十一军这支桀骜不驯部队的能力。经过权衡后，他决定任命冈村宁次为新成立的第六方面军司令官，而冈村宁次的上任，标志着横山勇与岛贯武治的失势。 冈村宁次接到命令后，决定将第十一军的阵容重新调整。虽然他想趁机更换横山勇，但考虑到临阵换将不利，他最终只更换了岛贯武治，派井本熊男担任参谋主任。然而，这样的调整依旧没能改变第十一军的攻势，岛贯武治依然继续推动进攻。 1944年，日军在豫湘桂战役的推进似乎没有太大意义，尽管其表现得势如破竹，但其实只是做给蒋中正看的，未能取得实质性的战略价值。冈村宁次意识到，第十一军已经到了强弩之末。 经过调整后，冈村宁次最终能安心担任第六方面军司令官。1945年1月，滇西缅北会战结束，美援将迅速进入中国，而冈村宁次意识到，倘若不能在1945年春夏之交打击重庆，日军的机会就会越来越小。为了争取时间，他决定从广西宜山出发，进攻贵阳和重庆，然而这也不过是无望的进攻。 冈村宁次的计划并没有得到日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的批准。梅津美治郎认为，冈村宁次的计划过于轻率，主次不分。梅津美治郎反而希望盟军在中国东南沿海发起两栖作战，从而牵制日军，避免盟军直接攻打日本本土。 然而，冈村宁次依然坚持自己的战略，他相信，只有通过威胁重庆，才能引起盟军的关注，进而牵制他们在东南沿海的进攻。但冈村宁次的作战计划最终还是被否决，原因在于日军内部优先考虑的应是本土防御。 冈村宁次的老部下，时任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的宫崎周一，对冈村的战略提出了不同意见。他认为，日本此时应优先保护本土，防止盟军的海上进攻，尤其是在琉球战役失败后，日军已经失去了海上和空中的优势。 尽管如此，冈村宁次依然不顾一切，决定发动芷江作战。然而，日军的20军战斗力堪忧，其主力仅有第47师团，而其他部队质量较差，根本无法对抗强大的中国部队。最终，20军在与中国部队的对抗中损失惨重。 芷江会战的结果几乎注定。日军20军的表现远逊于中国部队的训练和火力，尽管日军一度进攻，但结果却是失败。冈村宁次的芷江作战最终不过是一次毫无意义的攻击，暴露了日军指挥层的盲目和惯性思维。 冈村宁次尽管一直以聪明、理智著称，但在这场无法获胜的战役中，他依然固执己见，最终导致了不必要的损失。战争进入1945年后，日军已经陷入了无法挽回的困境，而冈村宁次的决策只能被视作惯性思维的体现。 这场战役的失败，揭示了日军的内部问题——即使明知道胜算微乎其微，日军指挥官们依然按照惯性出击，最终走向失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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